这不就是宪法是有法律效力的的另一种表述吗？大众的直觉判断非但不是错误的，反而是宪政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院认为：‘湖北社会组织网年检网页仍未关闭，只要原告在网上成功提交了申请，仍然可以参加当年的年检。被告认为：申请人申请公司股权变更，公司所有股东须下载国家工商总局官方开发的身份验证软件‘登记注册身份验证，进行面部扫描识别验证身份真实性，并选择是否进行变更登记确认。
相关行政机关之间的管制目标、政策裁量、程序衔接，必须遐迩一体，井然有序。当事人对省商务厅在网上系统生成的初审不通过决定不服，应该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2017年3月28日当天，案涉网上备案系统存有多笔成交备案记录。[26]（三）数字化技术运用带来的法律问题可以说，有关线下行政许可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即便政府网站上没有公示许可证信息，这尽管违法，却不致于侵害当事人权益。
（2）全自动行政审批形成的决定，完全由系统自动生成，只是无人回路模式，亦即自动化决定。在何某某诉皋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其他行政行为案中，[56]被告将原告的违法行为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自动对原告的驾驶执照B2降为C1。这样的事例属于宪法依赖国家主权这一规则的例外，但并不是上述规则的反例，恰恰说明这个地区试图按照一个主权国家的原理来塑造自己，以期获得国际承认。
（一）宪法是法律（law）当我们说宪法是法律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的意思是：①宪法具有法律的形式。我将诉诸人民主权，在思维中再现代表制民主建立之初人民主权的作用形式——人民制宪权，从人民制宪权的政治决断推衍宪法的法律性。另外，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和具体体现第一个宪法的文件不是一回事吗？这历史上第一个宪法的效力的理由何在？这第一个宪法是一个有拘束力的规范这一点是被预定的，而这种预定的公式表示就是这一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二、凯尔森的困境：历史上第一个宪法的效力只能依靠预设以上解析了宪法法律性的三个命题的内涵和渊源。
如果主权在民，那么宪法就源出于人民的意志，必须采取成文的形式。卢梭说，这种行为乃是一种复合的行为，或者说，是由其他的两种行为所构成的，亦即法律的确立与法律的执行[50]。
可是，政府凭什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表？主权者人民同意了吗？通过选举程序？可谁决定选举可以产生代表的？卢梭发布过禁令，主权决不能被代表。我只是想指出，根本法和宪法至上在字义上是有差异的，在观念上也有微妙的差别：根本法侧重其对政治形态和存在方式的实质重要性，宪法至上是法律层级体系逻辑建构的必要设定。[5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6页。常规什么？后法废前法。
1.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宪法序言称本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里的法律效力应该如何理解？英文翻译为legal authority，回译成中文是法律权威，和宪法的用语并不对应。正是在与宗教规范体系的类比中，凯尔森走到了尽头。宪法的本义在于强调其至上性（supremacy），故而这个英文翻译并无不妥，反而比较高明。于是，政治体的精神结构增加了一个环节，变成：【主权者人民】——宪法——政府（日常代表）——臣民。
[29]前注[11]，〔美〕潘恩书，第150页。此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根据宪法，一个法律不可以因特殊理由以异常方式废除，那么，违宪的法律要么自相矛盾，要么没有意义。
不夸张地说，这三个命题已经成了现代立宪国公民宗教的教义，这门宗教在晚近的几十年前被赋予了一个名称——宪法爱国主义。或许可以把制宪权和基础规范分别比喻为一经一纬，经线发出的信号是我们要制宪，纬线发出的信号是一个人应象宪法的‘缔造者和由宪法——直接地或间接地——授权（委托）的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来行为。
这两个提案绝不能取消，并且要分别地进行表决。[28]参见前注[3]，〔奥〕凯尔森书，第138页。[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政治法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也就是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而这个比率是由比率中项的那个比率所构成的。宪法是民主神的圣经，宪政乃是借尸还魂之术，即人们通过敬拜、念诵、解释宪法，把宪法当作日常政治的咒语，从而召回民主神灵的艺术。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
[9]参见John Gardner, Can There be a Written Constitution?p.2.，载http://ssrn. com/abstract=1401244，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6日。这不是说，历史上只存在一种制宪权，也不是说，其它制宪权无法论证宪法的效力和权威。
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单纯的法律哲学转向法律——政治哲学，到政治权力话语中去发掘建构宪法话语逻辑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在某个时刻，人民极不容易地凑够了法定人数，举行最后一次公民集会。
缔结社会契约不是人民出场，而是人民诞生的过程。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革命成功了，基础规范也随之改变呢？我理解，一个人应象宪法的‘缔造者和由宪法——直接地或间接地——授权（委托）的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来行为这样的基础规范如果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则对于所有的宪法都适用。
这意思是说，根本法是建构（to constitute）政治体这个大厦的基础，不可动摇。如此，我们最终找到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它不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创设的，因此，其效力不能再追溯到法律权威创设的一个实在规范了。宪法的根本功能是把权力事实转化为法律主权，即把暴力转化为法律权力，不仅使国家成为暴力的垄断者，而且在观念上把国家从一个暴力机器转换成一个法律秩序。然而，绝对主权论者不给根本法留什么空间，主张主权者不受（实定）法律约束。
他类比宗教，可是一旦展开想象，他又唯恐掉进了自己的诅咒中去，立马掉头了：肯定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人们必须将第一个宪法当作一个有拘束力的规范。每当对一项法案的原则或对任何一项权力的应用范围有争议时，政府人员便从口袋里取出这本印就的宪法，把有关争议中的事情的章节念一遍，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第一，制宪行为、缔结服从契约紧随社会契约之后发生，这和卢梭的创设政府的复合行为一样。普芬道夫认为，建构一个国家需要两个契约，一个结盟契约，一个服从契约，两个契约中间穿插一个制宪的法令。
第四，人民作为人保留若干自然的自由，作为公民行使基本权利。[39]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200，1967.[40]See Julius Stone, Mystery and Mystique in the Basic Norm,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26， No.1（Jan.，1963）, p.44.[41]前注[3]，〔奥〕凯尔森书，第131页。
然而，从纯粹法律的观点看，凯尔森认为，违宪的法律无效，是个没有意义的陈述。在卢梭主义者看来，所谓的代表制民主是民主的赝品。用什么来真正替代主权者出场呢？在这个结构中，政府声称代表人民，其实暴政结构有时也这样做。两个方面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两个问题：宪法为什么是有效力的？宪法为什么必须被尊崇甚至被信仰？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试图回答第一个问题，完全抛开了第二个问题。
根本用来修饰任务，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主观色彩，和宪法的规范性、持久性不协调。同上，任道斌主编书，第223页。
2.好宪法必须是逐渐形成的，源于人民的历史和经验，是人民对政府的思想、愿望和理想的自然而审慎的表达。随着社会进步，当所有的人都平等，都要投入生产了，公民大会客观上还如何可能经常召开？一旦人民不能再（经常）出场，政治体还如何存在？在人民直接出场的条件下，政治体的精神图式为：主权者——政府——臣民。
但是他的羽翼曾经所及之境，确实是一个真正可以回答宪法为什么有效力的思想圣地。但第三点和第四点大有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神秘主义色彩，更是与他已经见到的欧洲民主势头不容，有愚民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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